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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6年来，中央一号文件5次点名“高价彩礼”乐鱼官方入口，足见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治理决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治理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近年来，民政部门以深入推进婚俗改革为抓手，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俗陋习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有效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文明健康婚俗新风逐步形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社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谈一谈身边的婚俗改革故事，并为培育文明节约的婚俗理念、引导健康向上的婚俗文化支招。

　　“婚姻管理服务是民政部门的一项传统业务工作，关系每个家庭，关系社会稳定，十分重要。”3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民政局副局长邓琳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的高价彩礼不仅给婚姻双方蒙上了心理阴影，也给一些家庭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影响了社会公序良俗。“在某种程度上，彩礼已不再是情投意合下的传统婚俗，而俨然成为了一道冷酷无情的屏障，将许多适龄青年挡在婚姻的门外。”

　　邓琳介绍，近年来，为了让彩礼回归于“礼”，民政部门一直在行动：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2022年8月，中组部、中宣部、农业农村部、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把治理陋习与转变观念结合起来，让农民群众既改变行为，又提升认识，以清风正气有效歪风邪气。

　　邓琳认为，高价彩礼问题涉及经济、人口、社会、观念、风俗等多方面，因此，移风易俗需要打好治理“组合拳”，这有赖于各相关部门协同用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我们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持续传承良好家风家教，从这4个方面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邓琳介绍，重庆各区、县也高度重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婚俗改革，比如，大足区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蕴含的孝、廉文化融入婚俗新风宣传；渝中区在十八梯、洪崖洞等地，联动辖区商家，开展婚姻文化宣传服务；沙坪坝区将婚姻登记服务融入磁器口古镇景区，并邀请专家学者进社区开设婚姻家庭公益课堂，开展“红岩嫁校”服务；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俗改革金点子、好建议，开展移风易俗政策知识有奖问答等，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奉节县整理当地“诗”“橙”文化特色婚姻家庭故事，传递积极向上的婚姻家庭观。

　　“目前，重庆各区县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58个、颁证室48个、室外颁证基地22个，建立红白理事会及相关组织8601个。”邓琳介绍，针对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婚闹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重庆市还开展了专项治理，规范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行为，强化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村（居）成立红娘理事会，教育引导红娘自觉参与高价彩礼、不索取高额婚姻介绍费。

　　据悉，为了进一步深化婚俗改革，重庆市正推进“婚登+”服务，在文旅街区等地建设特色婚姻登记机关和户外颁证基地，让婚姻登记更具仪式感；做好“智慧婚登”系统的使用与管理，迭代升级“公民婚育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相关功能，提升服务便捷性；利用“家和计划”，积极探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新模式，助推社会和谐稳定。

　　“做好婚姻管理服务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邓琳说，“回到重庆后，我将把两会精神带到同事身边，落在行动实处，看准了就抓紧干，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摸清实情、找准问题、提实对策，努力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彩礼是婚俗的一部分，个别地方出现高价彩礼，超出了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让这些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这肯定不应该。”3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旺弟如是说。

　　“前些年，有个朋友的儿子已经和女朋友谈恋爱好几年了，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要求高价彩礼，男方认为不是出不起彩礼而是没必要支付高价彩礼。最终两家没有谈妥，两个小年轻就这么分手了，实在可惜。”陈旺弟感叹道，并讲起了自己结婚时的经历，“1992年结婚时，先生那边没出多少彩礼，我母亲添了点钱，买了些家用电器当嫁妆，这既是对我们的美好祝福，也是给小家庭最直接的支持。”

　　作为深耕乡村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旺弟一直在关注农村高价彩礼问题。在她看来，个别地方之所以出现高价彩礼，主要是由于攀比心理，没有建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一些父母认为彩礼事关面子，彩礼越高面子越足，彩礼低了在村里抬不起头。甚至还有一些父母曾经付出了高价彩礼，希望通过嫁女儿收彩礼贴补回来。

　　“其实，这些父母的做法反而影响了年轻人追求幸福的脚步。”陈旺弟认为，新时代年轻人成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婚礼、彩礼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对幸福婚姻家庭的追求也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敢于向高价彩礼说“不”，“我们要鼓励、表扬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为婚俗改革代言，成为标杆和榜样。”

　　陈旺弟认为，除了高价彩礼之外，一些人借婚礼之机大办宴席收取高额份子钱也应当在治理之列，“红色账单”已成为村民的另一困扰。“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是农村婚礼的高峰期，亲朋好友无论关系亲疏、远近，都要给主家红包。几个结婚请柬，还不得消耗一个月工资或生活费？”陈旺弟反问道。

　　陈旺弟还向记者介绍了佛山的“规矩”：新人在收到亲朋好友的红包后，往往摸一下表示收到祝福了，然后就将红包现场返还给亲朋好友，并不真正收下。“我车里放了一个红包，每次给出去都会被返回来，下次接着用。一年了，这个红包还挺新的。”

　　针对大操大办，陈旺弟分享了自己村的经验——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儒溪村的食堂场地不小，我们就引导村民在村食堂摆酒。”陈旺弟介绍说，婚宴的主家提前约好乡厨，现场做菜，满满一大桌子菜才六七百元，村民都能承担得起，而且接地气的乡村特色美食反而比大酒楼的定式饭菜更受村民欢迎。

　　陈旺弟最近参加的一次村民婚礼就在春节前，婚宴摆在了村小组的篮球场上，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同祝福新人，场面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还经济实惠、负担低。

　　陈旺弟建议，治理高价彩礼要因地制宜，不但要出台制度，更要推进制度落实执行，党员干部要带头作示范、作表率，推动制度落地。此外，通过宣传栏、乡村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和线下群体活动等渠道，多作正反两方面宣传，给群众算经济账、讲明白理。更重要的是，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高价彩礼就渐渐没了生存土壤。”

　　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的彩礼纠纷处理。新规的施行，使高价彩礼问题再次受到公众关注。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政治文明研究所）所长李保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旗帜鲜明地反对高价彩礼，让婚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稳步推进，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向好、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地区存在婚丧嫁娶讲排场、重攀比的情况。”李保平在调研基层治理时发现，高价彩礼成为农村青年成家的“绊脚石”，“这不仅影响了年轻人的婚姻幸福，加重了群众家庭负担，也不利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李保平认为，彩礼自古有之，六礼中的“纳征”就相当于现在的彩礼，这一婚俗能够传承至今，社会各界要认清其背后的精神寓意。“彩礼作为一种婚俗礼仪，代表着男方诚心求娶女方的态度以及对女方及其家庭的重视程度，很多家庭也将彩礼作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只要不超出承受能力，彩礼的存在也未尝不可。但高价彩礼就是异化了，被赋予了太多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彩礼的本意，不利于幸福家庭建设，必须加以遏制。”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价彩礼整治工作，中央一号文件6年内5次点名高价彩礼治理。民政部门对高价彩礼整治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先后推出两批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各地积极探索治理举措，发布倡议书、将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进行表彰或给予民生优惠政策等。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创建实验单位1806家,形成了国家、省、市、县齐抓共促婚俗改革的良好局面。

　　李保平认为，在这些有效措施落地落实的同时，也要深挖高价彩礼的根源。“当前农村婚恋市场普遍呈现男多女少的趋势。”根据李保平的调研，这不仅有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观念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城乡“婚恋市场”的迥异现实关联密切。“高价彩礼让不少家庭深陷负债泥淖，给夫妻双方婚后生活埋下隐患，更催生了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李保平建议，遏制高价彩礼，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担起红娘身份，搭建公益数字化平台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多交往、婚恋机会；进一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让更多青年愿意返回农村工作。“只要农村聚集更多人气，就能减轻农村婚恋市场的不对称状况。”

　　李保平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基层新变化，不断调整优化移风易俗举措。“这给基层治理措施提出了新课题，需要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一起探讨，拿出细化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移风易俗相关工作。”李保平说。

　　“农民群众对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高价彩礼以及人情负担确实有怨言，但又抹不开面子，这就需要做好思想引导、榜样引领、制度引航。”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莉介绍，今年两会期间，她提出建议：建立完善移风易俗落实机制，持续做好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引导。

　　于莉表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群众想要隆重操办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部分农村地区确实存在彩礼金额过高的现象，群众苦不堪言。“一些媒婆和婚介的怂恿也导致了彩礼金额居高不下，互相攀比助长了低俗的婚恋观。”于莉补充道。

　　人情世故礼金也水涨船高。“普通关系300元，关系稍微好一点500元，1000元的礼金也是常见。”于莉在调研时发现，很多人都被“人情债”“面子钱”所困。对主家来说，以前给别人上过份子随过礼，正好自己家办事，多少想收回一些。而对于客人来说，以前自己收过别人的，现在刚好还人情债。“看似你来我往、有借有还，但钱是在当下支出的，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就不知道了，所以怎么看都是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针对大操大办、高价彩礼、人情负担等现象，于莉建议建立完善移风易俗落实机制。加强日常监督，指导村级党组织认真落实移风易俗相关措施，督促婚庆、殡葬等机构规范服务行为，及时纠正不正之风。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村级党组织加强对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妇女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的指导，细化村规民约，出台约束性措施，推动婚丧礼俗倡导性标准的执行。

　　“特别是，不要搞，更不能‘一刀切’‘齐步走’，不提不切合实际的治理目标和要求。”于莉认为，移风易俗要从农民群众愿接受、易实施、能见效的措施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常抓不懈。

　　“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督工作机制。”于莉建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用榜样作用带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在一些地方，高价彩礼已成为农村居民的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

　　在魏后凯给记者发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3》中，也提到了高价彩礼现象。该报告指出，彩礼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表达了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对提高新组建家庭的稳定性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彩礼标准不断提高，高价彩礼成为部分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治理高价彩礼，降低农村人情负担。”魏后凯表示，近年来，多部门携手推进婚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治理，婚俗陋习得到一定遏制，减轻了群众负担。他建议，依法遏制高额彩礼，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

　　“除了法律的硬性约束外，还应将整治高价彩礼等相关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形成村民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共同高价彩礼。”魏后凯建议，在农村广泛建立红白理事会，请德高望重的老支书、老党员、老教师、退役军人等群体加入，对索要高价彩礼等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还可以结合实际，发动村民共同评选文明家庭，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内容列为考核内容，同时宣传婚俗改革的好做法、好故事，让彩礼回归爱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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